1989年，宁蒗县委作出决定，要求离公路最近的洛水村发展五到七家农户作为旅游接待点，要求的标准是：客人有独立使用的脸盆脚盆、热水瓶和杯子。但这个决定，没有一家呼应。碍于“上面的压力”，龙布只好在家人中间做动员。在这位舅舅的坚持下，汝亨家第一次开出“具备商业意识”的旅馆——龙布还趁去成都开会之机，从锦江宾馆廉价买来淘汰的白色床品，如此开出第一间旅游接待点“泸沽民宿”。

　　1991年，泸沽湖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游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他到宁蒗视察工作期间，听取了关于摩梭族的报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官方文件中多把摩梭当成一个独立的民族。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云南宁蒗的摩梭被归为纳西族，四川的摩梭归为蒙古族。不过，大多数云南的摩梭人是在1980年代末办理第一代身份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的族称为“纳西”。人们不断向上陈情，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通过有关条例，于是云南省内的摩梭人身份证上的“民族”一栏为“摩梭人”。

　　虽然族称问题没有进一步进展，但费孝通，这位新中国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亲历者和重要智囊，在他学术的晚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本土理论，为后来者指明方向。从此，在不可分割的“一体”前提下，每个民族的独特性越来越被民族工作部门尊重和重视；在云南，民族独特性的经济价值，在世纪末兴起的文化旅游中发挥到了极致。

　　1992年，泸沽湖对国外游客开放，发达国家的主流媒体相继对摩梭文化作出醒目的报道。“除了西藏文化以外，大概还没有另一个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受到过像摩梭文化这样广泛的重视。”人类学家施传刚写道。

　　1994年，云南省在丽江召开云南省滇西北旅游开发现场办公会，在会上，提出要保护泸沽湖，保护摩梭风情的“情、水、山”原则——这是第一次，行政部门提出对摩梭文化的肯定和保护。

　　共富的社区发展模式

　　1991年，格则·次苏尔车成为洛水自然村的村长。当时，村里已经有一些人家自由组合来经营渡船和篝火晚会，竞争拉客，严重影响了村里人的关系和村庄的形象。“我认为最好还是共同富裕，否则一部分人富了，要睡不着觉了！”次苏尔车要求由77户人家编成两组轮值，集体经营渡船、骑马和篝火晚会，平均分配收益。

　　1995年，洛水村的人均收入就达到2000元，成为丽江市十大富裕村；而在1991年前，人均收入只有一二百元。并且，果然如次苏尔车所预计的，共同富裕起来的洛水村很少发生恶性治安事件。次苏尔车颇为得意：“以色列的客人来访问，说这个模式比他们以色列的公社还好！”

　　汝亨·龙布还记得，1999年第一个黄金周时的泸沽湖：旅游局的车上挂着“黄金周值班”的横幅，把泸沽湖边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拨一拨地安顿到村民家里，在火塘边打地铺。那一年，洛水村每家都能分到8万元。

　　从此之后，洛水村进入第二代客房——标准间的投资，进入一个资本密集的发展阶段。如今几乎每家都有家庭旅馆，贷着银行十几万到上百万的款，汝亨家“找的七八百万通通投到房子上了。”房子大了，洛水村人家的院子，不免让那些抱着观看“原始状态”而来的游客失望——虽然仍然是传统的摩梭木楞房，有着结构严谨的祖母屋和数十年的老果树，洛水人家里都有了城里人的现代化装备。如今这个在1949年前少有人识汉字的村落，在发展旅游之后，500多人中已经出了四五十个大学生。

　　旅游发展给格则·多吉带来更大天地中的朋友——他为人类学者做翻译和向导，还教了一位美国博士3年摩梭语，他拥有了洛水村最大的一间书房，坐落在他按摩梭传统建起的一间接待背包客的院落中。

　　被误读的摩梭文化

　　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曹建平说：“全球化、旅游发展对我们摩梭文化的冲击，远远大于前两次(藏传佛教和解放后的汉文化)冲击。”

　　与其说摩梭是“女儿国”，不如说“母亲国”更加合适。摩梭人非契约、非义务、非排他，并且女性有较多自主权的两性关系模式，本是母系家庭制度的一部分，可旅游工业却将“走婚”渲染成摩梭的唯一文化符号，与刚刚在城市人中间时髦起来的“一夜情”画上等号。

　　1997年，自称为“摩梭文化大使”的杨二车娜姆，出版了自传《走出女儿国》。洛水村村民翁次·尔青承认：“一半游客是她带来的。”不过杨在书里热情奔放的描写，让游客们误以为每个摩梭女孩都可以随便“走婚”。

　　事实上，当代摩梭人走婚对象趋向稳定，并且从来都有男伴到女家拜锅庄、孩子出生的满月酒等确认亲属身份的礼仪。害羞，是摩梭文化的重要内容。当亲戚在一起的场合，摩梭人不能谈论任何与走婚、性关系有关的内容；摩梭人尊老，在祖母屋，不同性别和辈分都有相应位置；火塘是家庭信仰的核心，有诸多禁忌。

　　可洛水村的人经常在祖母屋当着老人面被直截了当地询问：“你有爸爸吗？”对于那些寻找“浪漫”的男游客，摩梭女性更是不堪其扰。在互联网上，网民们讨论着寥寥可数的几个湖边村落里超人气的摩梭男子，剑拔弩张地判断着外来女客和当地男子之间的情事公案——这一切，都冲击着摩梭人的家庭和婚恋传统。

　　甚至，在1995年，村中的湖边出现酒吧、舞厅和假扮“走婚”的服务，引起老人们严重不满。在村民抗议下，这些行业被迁移到村外的一条街上。

　　2006年以后，“大洛水已经商业化了”的声音散播于网友之间，仿佛一道魔咒。导游们花钱把团队客人从旅行社“买”来，千方百计寻找盈利空间。他们到其他后开发的村落安排活动节约成本，把洛水房价压得越来越低，在旅游生产链的最终端，洛水村人没辙了。后起的邻村里格，外来投资者建起整个村的个性化“小资”客栈，能定出两倍于洛水村的房价，而洛水村那些六七千个床位的摩梭民居旅馆却住不满。旅游工业的利益最大化，透支了摩梭文化的价值，摩梭文化成为旅游市场的卖点之后，洛水人却发现，自己错失了解释自己文化的机会，也因此放弃了继续发展的主动权。

　　摩梭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网络世界，后起的村落有着洛水村从不曾享有的盛名，而洛水村的“名门”历史和摩梭建筑特色却难为人知。在这个网络资讯时代，“洛水已经没有自己的声音了。”翁次·尔青说。

　　多吉弟弟格则·旦央甲泽现在是村长，他说：“我们村是泸沽湖边母系大家庭最多的，最大的家庭有二十几人，我们要让外界知道真正的摩梭特色——要长久发展，只有(发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