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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军渡江作战,国民政府土崩瓦解。在解放前夕,少数民族的头人成为国民党在西南的各路散兵游勇争取的对象。阿少云的回答是:不求做官,只求平安,恕难从命。相比起周边的少数民族,摩梭人不喜争斗,对于他们,共产党的到来意味着和平。当年10月,中共滇西北工委来人,向阿少云等上层民族人士宣传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阿少云等表示愿意接受中共领导。1950年3月宁蒗县宣布和平解放,5月成立的县政府中,阿少云成为副县长。
民主改革后,宁蒗县解放了奴隶半奴隶两万多人,并分给他们土地约26万亩。接下来,合作社开始兴办,出现了农民们从未见过的农技推广站和兽医站,一年中,宁蒗县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近12%。
被中断的摩梭文化
不幸的是,“左”的思潮此时也开始泛起。格则家差点被定为“封建领主家庭”,最后的定位则是“富农”。1958年,罗桑益史的母亲格则·永玛被批斗后投湖自尽,阿少云则在“文革”中含冤去世。而罗桑益史,则在“文革”期间下放生产队,成为一名手艺不错、少有的会做中山装的裁缝。
母系摩梭人对于“文革”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一妻一夫”——由于母系的传统,摩梭人的语序中“阴性为尊”。
在1960年代的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受到古典社会进化论影响,摩梭人独特的母系家庭和走婚文化,被定义为“原始社会”的残留。最具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变成需要强制改造的“落后现象”。调查者们忽略了:摩梭大家庭从古至今,都比周边其他民族(包括汉族)家庭更富裕。摩梭人的“走婚”也有着强大的同化能力,譬如普米族人是实施一夫一妻婚姻,但跟摩梭人生活在一个区域的普米族甚至部分汉人也走婚。
多吉“大妈妈”(姨母)的儿子格则·次苏尔车还记得,工作组经常站在路口,手持剪刀,监督摩梭妇女们是否脱下了大襟金边衣和白色百褶裙的民族服装,换上“现代”的服装,并剪成短发。红卫兵常常暗中“卧底”,观察谁与谁走婚,然后以合作社不发粮食为手段,强迫大家登记结婚。
1967年开始搞“婚姻改革”;1975年发起强制性的结婚运动。村寨里来了工作队,不断宣讲摩梭婚姻形式落后愚昧。学校的教师们,则在上课时间大讲原始社会的母系社会特点,说摩梭人还在原始社会的母系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
许多摩梭男女为了避免扣“工分”和“口粮”之苦,违心地组成一夫一妻式的小家庭,多是男到女家“倒插门”。多吉的六舅格则·贡嘎只好去伴侣所在的“下中农”汝亨家做了上门女婿。
多吉七个舅舅正当走婚年龄的四个,都去了妻子家上门,家里骤然冷清下来。不过,“文革”很快结束了。很多结婚的摩梭人重新离婚回了娘家。多吉还记得离婚回娘家的五舅走进祖母屋,一言不发。不过,五舅继续跟前妻过着走婚的生活。
据1984年统计,在调查的永宁551户摩梭人中,母系家庭只占总调查人户的32.4%。但到2000年,在31个摩梭村落,1049户摩梭人的调查中,母系家庭占总调查人户的69%。随着国家民族政策在改革开放后进一步落实,不少人又从一夫一妻制家庭中走出,回到自己出生的“依都”(即母系大家庭)里,恢复了传统的“走婚”形式;而这代人的子女,现在的中青年,在成人后大都过起了走婚生活。摩梭人终于证明,母系家庭并非因为生产力和资讯落后而“不能充分进化”,而是他们经过选择并适应和坚守的文化。
当代的研究者发现,缘于同一个母亲“一根骨头”的摩梭母系家庭,所有人都有对下一代的抚育之职,也对所有家庭成员有赡养义务,从来不会发生遗弃老人和残疾人的现象(即便无儿女,也会由亲戚的孩子继承家名,尽赡养义务)。而在计划生育的时代,摩梭妇女没有生男孩的压力,而且认为姐妹的孩子就是自己的——母系摩梭妇女很少用足国家允许的三胎限额。
被重新发现的“民族”
1982年,宁蒗实行包产到户。多吉对11岁那一年有强烈的印象:各家都有了余粮——这是摩梭人的共同记忆。
此时,格则·多吉的上一辈人已经分散在若干个家庭,两位舅舅和小妈妈(小姨)被送回奶奶的娘家,因为奶奶“非常规”地出嫁,影响了娘家的人丁;大妈妈则在分家盛行的1975年带着孩子们分开另过。但在他们的观念里,大家都是格则家的。多吉从小并不知道三位阿妈哪位是生母,摩梭人家的孩子是一代人共有的,阿妈和舅舅们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下一代。
格则家的大人物亲戚们都得到历史的公正待遇,阿少云得到平反,罗桑益史也当选县政协副主席。摩梭人的火神“冉巴拉”又能拜了,罗桑益史幼时习经的永宁扎美寺被修复,泸沽湖上离洛水村最近的里勿比岛上的阿云山总管墓被重修,并按罗桑益史年轻时候的愿望修葺了一个经堂。1989年,罗桑益史还回到了拉萨,参加班禅东陵扎实南捷开光典礼,受到班禅大师的接见。
不再有“血统论”的影响,格则家的几位哥哥都得以出去读书,成为教师和医生。三哥次苏尔车开始在各处的林场打工,流动就业虽然辛苦,却每年能为家中创收数千。他有了一个偶像——邓小平。找了很多年,进入21世纪,次苏尔车终于在丽江古城里一间装饰画店铺,找到一幅可心的邓小平素描像。那幅画像如今一直挂在他家祖母房的墙壁正中:“没有邓小平,就没我们这一家。”
此时的次苏尔车并不知道,他所崇敬的邓小平,早在1970年代末连续五次谈了中国旅游发展问题:“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这将给他和族人带来更大的机遇。
1980年代,詹承绪、严汝娴、宋恩常等一批中国民族学家关于摩梭人的两本专著及一系列调查报告相继问世,这让摩梭这个鲜为人知的民族,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世人瞩目的明星。“1988年,多吉六舅贡嘎的妻弟汝亨·龙布成为宁蒗县新成立的旅游局局长。这一年,宁蒗县开始开发泸沽湖旅游。当时的旅游局只负责上级来人和记者、学者的接待,“还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旅游。”龙布说。